如果我們把改變鄉村孩子命運的希望寄托到這塊大屏幕上，給“超級中學”洗白的機會，只會讓實現教育公平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最近，一篇叫《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報道持續刷屏。文章講述了248所貧困地區的中學通過直播與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的故事。通過直播上課，貧困地區的中學有88人考上清華北大。文章推出后迅速刷屏，引發社會廣泛熱議，持續數日，至今不退。在社會議題高度分散的中國輿論場，這的確并不多見。

利用技術復制“超級中學”模式，令人擔憂

我看了文章發表后引起的一些討論，不同意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說網絡直播班也是從無數學生中層層選拔出來的尖子生，覆蓋面很小，所以象征意義大過實際意義;二是說報道片面夸大了大屏幕直播的功能，忽視了國家近年來推行的少數民族地區的高考加分政策，清華北大等高等學府面向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專項招生計劃等。當然，也有報道指出網絡直播是商業運作，報道對這一點缺少警惕。

這幾種批評意見，都有理有據。這個項目商業運作是事實，但是，目前看，主要是政府購買服務，成本并未轉嫁到學校與學生身上，似乎也無可厚非;前兩種批評意見都覺得報道夸大了這個項目目前的作用，但也都肯定它的前途和方向——如果投入進一步加大，技術進一步成熟，它可能惠及更多學生，發揮更大作用。

然而，按照這種邏輯思考中國教育，問題似乎變得很簡單——超級中學是成功樣本，政府、商家、超級中學三方合作，用包括新媒體在內的各種手段，不斷復制超級中學課程，城鄉教育不公就可迎刃而解。

但是，稍了解中國社會的人都應知道，各地的超級中學，正是教育不公培育出來的畸形之果。正是各級政府為著政績的需要，利用行政權力，集中調度當地教育資源、制定種種政策，打造“超級中學”，這客觀地加據了城鄉教育的不公。

這些所謂超級中學，既包括“衡水系”“毛坦廠”，其實也包括一線城市聲名赫赫的一些中學。這些“超級中學”，在輿論場上待遇不盡相同，前者似乎多受嘲諷。但其實，細考察不難發現，這種嘲諷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因為都要圍繞高考升學率的競爭指標，所以辦學模式并沒有根本的不同。只不過大城市“超級中學”的學生中，除北大清華之外，每年為數不少的人有機會進入國際常春藤盟校，讓這些大城市的“超級中學”多了些傲人的資本而已。

我先后在多家高校工作，接觸這些“超級中學”畢業生不算少，對這些“超級中學”的教育模式與教學效果，算有些直接的感受。我很難認同這些學校的教育理念，更不能認為這些學校的辦學模式代表著中國基礎教育的方向。所以，我覺得利用新媒體、新技術推廣復制這些“超級中學”的辦學模式，令人擔憂。

那塊屏幕的獲利者或是商家與超級中學

正如上文所述，每一個“超級中學”的形成，都是資源加持的結果。這些“超級中學”本該成為教育改革的目標，是教育改革要解決的“問題”，這一點，在近年來的相關討論中，很大程度上已經形成了輿論共識。只是這種改革牽扯方方面面，觸及的利益太多，改革喊得多，做得少，大多數地方都在原地打轉，沒有實質性推進。如何找到改革的突破點，這的確是一個硬骨頭。

但是，更讓人不安的是，如果我們被《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所感動，把地方政府、商家、超級中學三方合力推廣打造的“課程直播”視為改革的方向，最終的結果，恐怕真正獲利的還是商家與“超級中學”。這種共謀打著“教育公平”的幌子，或許只會在鞏固特權的基礎上，制造新形式的不公，每一塊屏幕可能只能讓鄉村的孩子看到虛幻的希望而已。

我無意批評這篇報道，但是，如果我們把改變鄉村孩子命運的希望寄托到這塊大屏幕上，放棄對根本原因的反思，給“超級中學”洗白的機會，讓“超級中學”成為真正的贏家，只會讓實現教育公平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應該看到，這些年來，眾多民間力量投入教學實驗探索，眾多社會各界人士為解決中國教育難題進行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創新。我們只有以更加開放的態度直面困境，充分調動民間的力量，支持并吸納多方力量的創新，制定并推廣真正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找到解決中國教育改革難題的鑰匙。新技術、新媒體助力教育改革，才有真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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