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平臺+共享”經濟模式下，新興的各類“零工經濟服務平臺”(下稱“零工服務平臺”)可為靈活用工、增加就業機會、降低用工成本、激活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等提供專業化、便利性的服務，已成為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發展的重要設施與樣態。零工服務平臺為零工個體、平臺企業及監管部門提供勞動服務分包、信息撮合、收入結算、稅收籌劃、稅費代繳、社保繳納等多種便捷功能，極大提升了靈活用工領域的經濟效率與治理水平。

靈活用工潛力巨大催生相關服務

據業內專業機構測算，2019年靈活用工國內市場規模已達4787.69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45%。在疫情影響和政策推動下，靈活用工需求持續上升，預計2020年國內靈活用工市場規模約7258.2億元，靈活用工市場滲透率為8.24%。

在《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藍皮書中，2020年中國企業采用靈活用工比例達到55.68%。可見，靈活用工潛力巨大，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凸顯，加之靈活用工多見于共享經濟領域，故服務于該模式的平臺業態迎來爆發式增長亦是情理之中。

目前，全國范圍內年營收超過百億元的平臺，如愛員工、 云賬戶、薪福社、博爾捷、杰出、邦達、椰云、邦芒、仁聯等已累計為2億多人次提供共享經濟靈活用工服務。其中，行業頭部平臺2020年收入更是達到380多億元，納稅約25億元，緩解了6400家平臺企業的用工壓力，幫助1000余萬勞動者實現就業脫貧。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共享經濟服務平臺對于新發展格局下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對促進就業、保障民生、企業減負、鞏固稅源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與此同時，該平臺服務行業同質化競爭加劇，臨時性稅收優惠政策不可持續，國家對平臺經濟領域強監管趨態已現，大數據信息安全風險頻發等現實問題，已成為零工服務平臺健康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譬如，受自貿港政策利好影響，截至2020年8月海南省累計已有200余家平臺企業獲批稅務委托代征資質。但在后續海南省稅務局開展的委托代征清理整頓專項行動中，終止了60多家靈活用工平臺委托代征協議，退出率高達30%。整頓原因包括：平臺業務風控不合規、平臺業務涉嫌違法違規、公司主動申請退出、同一股東在海南省內有多張代征資質等。

縱觀全國，天津、湖南、河南、海南、山東、浙江、江蘇、遼寧、江西、安徽、甘肅等在內的十多個省份地方稅務機關已授權超千家企業開展委托代征業務。其中出現了部分平臺企業為了利益頻繁觸碰監管底線的情況，因此多地已暫停發放委托代征資格證，并相繼開始清理整治違規平臺。

零工服務平臺主要存在三類風險

檢視零工服務平臺風險頻發的特征及原因，發現并不局限于稅費代征代繳問題，其核心是互聯網新業態發展初期出現的新興法律關系與現有法律規范及其實施間的矛盾沖突，表現為產業數字化或數字產業化對法治實施體系和政府治理能力與水平的嚴峻挑戰。進一步結合共享經濟服務平臺的智能報稅、保險繳費、業務分包、證照辦理、身份核驗、收入結算等主營業務，可將主要的風險來源整理為稅收征管、勞動保護、數據安全等三類風險。

1.稅收征管風險。

作為零工服務平臺最重要的風控點，雖然宏觀政策環境較為包容，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目前大多數服務平臺難以達到合規要求。問題的核心在于，現行稅收法治體系在立法文本、征管實踐、央地關系上存在堵點，致使稅收法定的地方性適用差異明顯。各地間的稅收競爭加劇了全國性平臺向“稅收洼地”的轉移，加之復雜多樣的稅收優惠體系，服務平臺企業逐利本性下的監管套利行為難以完全杜絕。

為此，建議盡快系統協調央地及地方政府間在財權事權分配上的差異，補充和細化央地稅收權限法律依據，以及地方間財政稅收轉移規范，堅持中央稅管方針在地方實施中的落實落地。同時，制定和施行科學合理的相關政策規范因地制宜設置各地方政府的稅收優惠寬宥期，以轉移支付形式平衡區域財政收支，保持地方稅收競爭的公平性。

2.勞動保護風險。

隨著平臺經濟和技術的高速發展，同時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加持下，無接觸式經濟等新業態、新產業迅猛增長，從事相關行業的個體勞動者數量及需求量成正比上漲，在活化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新型勞動場景下用工權益保護與救濟的問題。

實踐中經由零工服務平臺聚合的大量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為合作關系，而非勞動或勞務關系，雙方類似于“合作共贏、風險自擔”的市場主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現行勞動法對單位職工的權益保護規則，特別是騎手、保潔、裝修等高風險職業將很難直接認定用工責任，由此產生的勞動糾紛頻現，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故此，針對零工共享模式，明晰不同場景下個體勞動者的收入來源、職業范疇、責任分配、侵權救濟等勞務要素，識別勞動者個體與服務平臺間的權利義務界限，判斷平臺責任承擔類型及限度，作為補充情形納入現行勞動法體系。

同時，針對零工服務平臺，需區分從業環境，設立契合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合作協議，尤其對高風險職業，服務平臺應原則上向個體勞動者提供勞務合同，在提示相關勞動責任風險后，方能提供承包合同，兩者的最終確定由實際工作承擔者自主選擇，零工服務平臺應盡到事前告知義務。

3.數據安全風險。

零工服務平臺在對接C端、B端、G端的過程中，對其收集、使用、管理的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國家安全類數據存在信息泄露和非法利用的風險。特別是零工服務平臺通常能夠接觸到稅收、社保這類普通平臺難以涉及的敏感數據，其數據安全保護義務應更加嚴格。

因此，對服務平臺可能涉及的敏感數據分類分級治理，應聚焦數據采集、分析、開發、共享過程中存在的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國家安全等數據信息的有效保護，制定并優化符合個人利益、商業利益、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數據的分類分級標準及流轉規范。同時，對于治理技術及經手人員合規問題，政府部門及平臺企業均要評估現有數據處理技術手段與業務人員的資格和能力，建立符合實際運行需要的具有科學性、規范性、約束性的機制與程序，重點檢驗區塊鏈等輔助工具的基礎架構與控制節點，補足企業內部數據管理規約的機制盲點。

當然，保障零工服務平臺健康發展的法治方法，并不局限于事中事后監管與救濟，需要重視事前預防與風控，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社會征信評價機制等，亦能有效紓解陌生群體信任缺失、征信成本過高、失信恢復困難等服務平臺發展過程中的痛點與堵點。

零工服務平臺作為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在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釋放靈活用工模式商業動能，高效配置勞動力資源、社會公共服務資源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應對其保持科學審慎的監管姿態，支持和規范其健康發展。

(作者系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數字經濟與競爭法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陳兵

關鍵詞： 靈活用工 零工服務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