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巴黎協定》十周年暨中歐建交五十周年，在全球局勢動蕩之際，主要經濟體尤須保持氣候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加大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以加速邁向凈零。

實現這一氣候目標的關鍵瓶頸是如何量化和治理“范圍三”排放，但這是橫亙在各國政府、城市、企業及投資者面前的核心挑戰。

“范圍三”排放即企業價值鏈中產生的所有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涵蓋上游供應商、下游用戶及其間的全部環節。對多數城市、行業及企業而言，該部分通常占碳足跡的絕對主體，卻因邊界模糊、數據鏈斷裂而最難量化與治理，亟需統一的核算標準、可信的數據基礎設施和跨價值鏈協同機制。

時間緊迫。

自2021年中國政府發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 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明確了“3060”目標以來，香港證監會（SFC）、港交所（HKEX）及金管局（HKMA）也已明確要求披露與《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一致的碳信息。

自2026年1月起，恒生大型股必須披露范圍三排放；2027年公開咨詢后，2028年起所有上市公共利益實體、銀行及金融機構亦須遵循新的《香港可持續披露準則》（HKFRS S1&S2），其中明確納入范圍三報告要求。

然而，受制于供應鏈分散、排放嵌入于用電量、物流及外購服務等環節，企業普遍難以獲取可信的范圍三數據。

現有體系與激勵機制仍顯不足，導致信息缺口，形成氣候行動的重大盲區。

香港大學可持續發展與創新技術實驗室（ Sustainability X-Lab） 的一個最新研究提出“基于范圍的排放核算”（Scope-Based Emissions, SBE）方法，為破解范圍三困局提供可行路徑。該方法不追求窮盡范圍三的所有細節，而是構建可信且可操作的替代框架，聚焦其最核心關鍵部分。

其核心洞見簡明而深刻：在香港等國際大都市，電力部門雖為直接排放源，但真正消耗大量電力的卻是服務業——銀行、地產、零售、餐飲及物流。

在傳統核算規則下，這些排放被計入電力企業的范圍一，而終端用戶幾乎不被檢視。SBE 通過整合行業層面的能耗數據與經濟投入-產出表，將范圍二排放（特別是電力相關排放）重新分配至需求驅動型行業和企業，從而厘清并公平劃分城市或經濟體內部的排放責任，形成更清晰、公正的碳排放畫像。

具體而言，SBE方法以《溫室氣體核算體系》（WRI & WBCSD, 2004）為理論基礎，遵循“范圍一（直接排放）—范圍二（外購能源排放）—范圍三（其他間接排放）”的分類框架，首先處理范圍一與范圍二。該方法將各行業的直接排放（范圍一）予以確認，并依據投入–產出表中的部門間流量系數，將電力相關排放（范圍二）按行業實際用電量重新分配。此種設計既揭示了城市供應鏈中因運營關聯而產生的隱含碳排放（對應范圍三），又規避了全面核算范圍三時常見的數據模糊與重復計算風險。通過將排放責任錨定于“范圍”邏輯與部門流量，SBE為消費驅動的城市級排放核算提供了技術上自洽、政策上可操作的有效代理，實現了按IPCC標準在范圍一與范圍二之間重新劃分碳排放責任，從而貫通生產端與消費端核算，支撐協同氣候治理政策。

與現有生產端排放核算（PBE）或消費端排放核算（CBE）不同，SBE通過七種互相關聯的分析工具，揭示結構性碳排放失衡：沿供應鏈追蹤碳排放的產生、轉移與累積，并披露其既有的分配失靈。其關鍵在于“責任再對齊”：利用排放流分析（Emission Flow Analysis）所得的部門流量系數，在IPCC范圍一與范圍二的框架下，以實際能源消費為依據重新歸屬碳排放責任。由此，排放責任與部門的最終需求及功能角色可對應起來，糾正了生產端排放核算與消費端排放核算固有的低估或高估偏差，使城市或經濟體內部的排放使用者及其責任得以更清晰、更公平地識別。

該研究通過將該方法應用于香港，結果顯示：城市服務業雖直接排放強度低，但在計入其隱含的電力消耗后，其排放份額竟占全市總量逾三分之一。換言之，更為密集的碳排放行為正隱秘地潛藏于寫字樓、酒店、商場、餐廳及數據中心等“尋常可見”的服務設施之中。

進一步地，研究者通過多情景模擬檢驗了城市內部各部門協同減排的政策效應。結果表明，在明確責任歸屬并強化跨部門協作的條件下，城市層面的減排績效顯著改善：相較于“有限協同”與“零協同”情景，協同政策在2050年可分別削減碳排放37.3%與19.1%。

以車輛電動化為例，若僅推進交通工具電氣化而未同步實現城市電網脫碳化，其實質是將碳排放壓力轉移至電力部門；同理，服務行業的能效提升亦只有在排放責任被準確劃分、政策工具充分協調的前提下，方能產生實質性減排效益。

當前氣候治理框架的癥結在于“部門孤島”：電力企業受到監管，建筑業主則多以自愿方式推進節能改造，而需求端的隱含能耗及其跨部門流動常被忽視。SBE方法為此提供了可擴展的解決方案：可依托公開的經過核實的經濟與能源數據，依據實際消費模式重新分配排放責任；其核算邊界與IPCC認可的范圍一、范圍二保持一致，并以之為范圍三的有效代理，從而彌合現行氣候治理的關鍵缺口。

對香港而言，SBE 方法恰逢其時。隨著主要企業即將面臨強制性的范圍三碳排放信息披露，市場亟需穩健、可驗證的碳排放歸因工具。香港大學可持續發展與創新技術實驗室（Sustainability X-Lab）的這項研究表明，在城市尺度上，化解范圍三核算與治理難題的關鍵在于推動大規模跨部門協同減排。 為此，全球城市中的跨國公司與大型龍頭企業應率先垂范，依托 SBE 框架，系統性地賦能其價值鏈上下游企業。 通過提供可驗證的減排技術、共享的碳足跡數據庫及可與績效掛鉤的低成本綠色融資等多維度支持，可驅動全鏈條的碳減排行動， 這正是實現城市整體碳減排目標的核心路徑。

政策制定者對范圍三合規壓力亦日益關切。SBE 路徑能否作為現行披露要求的補充工具，值得納入政策評估議程。

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最終取決于城市層面的集體行動。東京、新加坡、倫敦等全球城市面臨與香港相似的結構性減排錯位：服務業占主導，消費端排放遠超本地生產端排放。在這些情境下，SBE 框架有效填補了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在碳排放核算研究與實踐中的關鍵方法論空白。 它不僅為消費端碳排放核算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更重要的是， 它通過在城市邊界內有機協調生產端與消費端的碳排放責任歸屬及氣候治理行動，為這類城市的系統性減排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論支撐。

根本結論顯而易見：無法量化則難以管理。盡管完整范圍三核算對多數主體仍不可及，但這不應阻礙我們基于現有可獲信息采取及時有效的氣候治理行動。SBE 方法使范圍三碳排放“可見、可管、可歸責”，且即刻可用。

隨著信息披露要求趨嚴、真實減排壓力加劇，城市內部的各主體，如建筑，大型企業等亟需匹配現代經濟復雜性的新型工具。若城市內部的減排主體（如地產運營商，大型企業等），可以以 SBE 方法為抓手，便可實現基于科學方法學的簡化范圍三測算，并據此：1）自評供應鏈排放熱點；2）識別資源與能源風險；3）鎖定節能與降本機會；4）聯動上下游供應商實施可持續舉措；5）最終提升產品能效，并帶動員工參與通勤減碳等集體環境行動； 6）主動提供與績效掛鉤的低成本綠色融資方案。

SBE 正是這樣一項工具——嚴謹、現實、立即可部署。香港不僅可借此滿足國際標準，更可憑借先行先試的以城市，建筑和企業為碳減排主體的實踐參與并塑造城市碳減排國際標準的未來走向。（張曉玲、陸恭蕙）

Xiaoling Zhang i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Sustainability X-Lab in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張曉玲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建筑學院可持續發展與創新技術實驗室（Sustainability X-Lab） 主任，教授）。

Christine Loh is Chief Development Strategist,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陸恭蕙女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首席發展策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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