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坤鵬（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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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先秦法家，人們可能會立即想到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等人。然而，這并非先秦本來就有的認識，而是出自《漢書·藝文志》。事實上，先秦并無法家學派之類的說法，商鞅、韓非等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家”——“法家”是后世建構起來的學派概念。

“法家”是西漢學者司馬談最早提出的概念。他在《論六家要旨》中提出了“六家說”，將諸子分為儒、墨、道、法、名、陰陽六家。（見《史記·太史公自序》）但是，司馬談并未指明“六家”對應哪些人、哪些書。他的兒子司馬遷也沒有采用“法家”概念。例如，司馬遷《史記》中有《老子韓非列傳》，將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四人同傳。或許在司馬遷看來，他們四人才是一派。到了西漢晚期，劉歆著《七略》，其中《諸子略》繼承、擴充“六家說”為“十家說”——將諸子分為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然后以“十家說”劃分諸子作品。這樣，“法家”所指便明確了下來。《七略》雖然在后世流傳中散軼，但它經過刪削，保存于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根據《漢書·藝文志》的劃分，先秦法家作品為《李子》《商君》《申子》《處子》《慎子》《韓子》，相應法家人物為李悝、商鞅、申不害、“處子”（其人其書不詳）、慎到、韓非。這個法家名單對后世影響很大，成為今天不少學者理解“法家”的依據。

將《漢書·藝文志》作為理解“法家”的依據，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家之所以為“法家”，還有更為根本的依據。《漢書·藝文志》先界定法家的內涵，然后根據內涵確定外延，于是將李悝、商鞅等人及相關作品劃入法家。因而，《漢書·藝文志》對法家的定義比它對法家的分類，更具有根本性。更進一步講，《漢書·藝文志》對法家的定義、分類又源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因而，司馬談提出的法家定義才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我們應該從司馬談提出的法家定義出發，劃分法家人物、作品，而非直接采納《漢書·藝文志》對“法家”的劃分。

關于“法家”，司馬談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同上）“一斷于法”是法家的本質特征。法家之所以為“法家”，在于他們主張以“法”（法令）作為主要治國手段。《漢書·藝文志》說：“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書·藝文志》基本上繼承了司馬談對“法家”的理解。

如果從“以法令作為主要治國手段”的標準來審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名單，就會發現這個名單有需要調整和完善的地方。

其一，《管子》部分篇目屬于法家。長期以來，《管子》被視為管仲作品。《漢書·藝文志》將《管子》歸為道家，《隋書·經籍志》則將《管子》歸入法家。宋代以降，學界逐漸認識到《管子》非管仲所作，亦非出自一家一派之手，其中包含了道家、法家、儒家、陰陽家、“輕重家”等學派作品。至于《管子》中哪些篇目屬于法家作品，學界有著不同的認識。筆者認為，如果將“以法令作為主要治國手段”作為判斷標準，那么《管子》中的《八觀》《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明法解》《正世》《治國》為典型的法家作品。它們有明確的主張“法治”的觀點，如《明法》認為：“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也。動無非法。”

其二，子產、吳起可以歸入法家。子產因無著述流傳，故不在《漢書·藝文志》中。春秋晚期，鄭國執政子產推行改革，并率先公布成文法令《刑書》，這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叔向批評他說：“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左傳·昭公六年》）子產堪稱法家先驅。吳起只有兵法著作《吳起》流傳，故在《漢書·藝文志》中不屬于“諸子”，而屬于與之并列的“兵家”。戰國前期，吳起在楚國推行變法。《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吳起以法令治國，打擊舊貴族，以實現強兵目的。從思想的角度來看，吳起亦可歸入法家。

其三，鄧析、尹文雖為名家，也可以歸入法家。按照《漢書·藝文志》，鄧析、尹文為名家。據說子產公布法令，而鄧析常作出與子產本意相反的解釋，故意混淆“名”“刑”。不僅如此，鄧析還私下制作了《竹刑》。大概鄧析《竹刑》較子產《刑書》為優，后來的鄭國執政駟歂采用了鄧析《竹刑》。尹文子有關于“名”的探討，如“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尹文子·大道上》）也有關于“法”的論述，如“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同上）事實上，尹文子主張“名”“法”皆為治國的主要手段，他說：“政（通“正”）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尹文子·大道下》）由此可見，鄧析、尹文兼有名家、法家雙重性質。

其四，申不害不應歸入法家。這是因為，申不害以“術”見長。“術”不同于“法”，韓非對此有明確的辨析：“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法是政府公布的成文法令，術是君主藏于胸中的權術。前者治理百姓，后者駕馭群臣；前者公開，后者隱秘。申不害并不擅長“法”，韓非批評他說：“托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雖用術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韓非子·定法》）申不害以“術”作為主要治國手段，顯然不合乎法家“一斷于法”的本質特征。

其五，韓非并非嚴格意義的法家。學界有種普遍的說法，認為韓非主張法、術、勢并用。此說值得商榷。事實上，韓非主張法、術并用，比如“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韓非子·難三》），再如“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韓非子·用人》）詳細辨析，參見拙文《韓非“法術勢并用說”駁論》（《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既然韓非以法、術作為主要治國手段，那他就不是純粹的法家。郭沫若稱韓非為“法術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3頁），是頗有道理的。一些學者以韓非為法家典型代表。筆者認為，商鞅以法令的形式推行變法，充分體現了“以法令作為主要治國手段”的法家特征，應以商鞅而非韓非作為法家典型代表。

《漢書·藝文志》之所以存在上述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它的目錄學性質密切相關。

第一，《漢書·藝文志》根據著作對諸子分家，那么沒有作品流傳的思想家便不在其中。一些思想家生前未必有意于著述，如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他們幸得弟子記述，其思想方能流傳后世。有些思想家雖有著述，但其作品在流傳中散軼了，如《莊子·天下》提到的禽滑厘、彭蒙，《荀子·非十二子》提到的它囂、魏牟、陳仲、史等，他們或有著述而未能傳世，故不見于《漢書·藝文志》。一些有思想的政治家生前無著述，死后亦無弟子記述，但他們可被視為廣義的思想家。法家在諸子中是一個特殊的學派，早期法家人物幾乎都是政治家。子產無著述，吳起僅有兵法，《漢書·藝文志》是目錄學作品，故無法將他們收進“諸子”、歸入“法家”。但是，我們不必拘泥于此。政治家雖無專門的思想作品，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政治措施探究其思想，判斷其學派屬性。

第二，《漢書·藝文志》難以對思想獨特的著作、思想家進行分類。諸子時代，“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各種思想異彩紛呈。《漢書·藝文志》將一百八十九部著作分為“十家”，使復雜的諸子作品條理化、系統化，有利于我們建立對諸子思想的宏觀性認識。但是這樣做有一定的局限性：一百多種著作能夠完全納入“十家”框架嗎？恐難如此。就我們目前所知，先秦思想家中似乎只有申不害專以“術”見長。將他劃入“十家”任何一家都不太合適。如果單獨設一個大類“術家”，只有《申子》一部書，似乎也不太合適——類似情況應該還有一些，如果都單獨設類，則會失去圖書分類在認識上的便利意義。如今諸子著作僅有少數流傳，單獨分類不但不妨礙，反而有利于我們深化對諸子的認識。我們如果追求對諸子的精準分類，不妨考慮將申不害移出“法家”，將之歸入“術家”。

第三，《漢書·藝文志》難以對思想復雜的著作、思想家進行分類。“分類”的辦法是先確立一種思想特征，凡是具有這種特征的著作、思想家都歸入此類。道家、名家、陰陽家、法家之所以稱為“道家”“名家”“陰陽家”“法家”，在于它們具有“道”“名”“陰陽”“法”的思想特征。然而，有些思想作品非成于一人一派之手，如《管子》匯集了多個學派的思想作品；思想家的思想也往往是復雜的，如尹文子兼具有名、法兩種思想特征。但它們還達不到“雜家”標準——《漢書·藝文志》對“雜家”的定義是“兼儒、墨，合名、法”。若將一本書既列入此家，又列入彼家，則不免顯得雜亂無章，《漢書·藝文志》只好將諸子作品歸入“十家”之一家，但這在客觀上難以揭示某些思想作品的多學派內容，或某些思想家的多元思想特征。

總的來看，《漢書·藝文志》在“法家”建構史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限于其目錄學性質，它在對諸子的學派定性方面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我們對之做出調整和完善。

通過調整和完善《漢書·藝文志》，先秦法家譜系或可如下：第一，典型法家，以法令為主要治國手段。（1）子產。子產率先公布成文法令，為法家先驅。（2）李悝。李悝變法，制定《法經》。（3）商鞅。商鞅變法，以法令形式建立新型政治制度。（4）慎到。他認為：“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四）（5）《管子》中《八觀》《法禁》諸篇。它們有明確的以法為主要治國手段的表述。第二，非典型法家，介于兩派之間，以法令為主要治國手段之一。如韓非思想以“法”“術”為主，或可稱之為“法術家”，既可歸入法家，也可歸為術家；鄧析、尹文思想兼具“名”“法”，或可稱之為“名法家”，既可歸入名家，也可歸入法家。此外，有些思想家或受法家影響，如申不害有關于“法”的個別表述：“君必有明法正義。”（同上）但是“法”并非主要治國手段，不宜歸入法家。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6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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