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河北陽原8月3日電 (記者 孫自法)已走過百年風雨歷程、近些年來蓬勃發展的中國考古，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趨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高星認為，未來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將出現“方法論體系更加精細化、標準化”“科技考古與考古科學走向融合”“人工智能技術(AI)技術大顯神通”等系列趨勢，其核心發展要素是更科學、更規范、更理論、更國際。

由高星研究員等倡導發起的中國首次考古科學大會7月底在東方人類演化圣地、被譽為“東方人類的故鄉”的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順利舉辦，高星在大會上發表《中國考古，從行業走向科學》主旨報告，并在會后就中國考古未來如何進一步發展等話題接受記者采訪，對考古科學、科技考古、考古學科、傳統考古學等相互關系作具體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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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科學是考古學或考古行業更高的發展階段

高星表示，考古科學是在考古領域建立起的科學，是通過對過去人類遺存的發掘與研究，提取各類證據，以科學的方法和邏輯發現、推理、闡述人類社會的歷史規律，并在接受質疑與驗證中不斷發展完善。考古學則多指考古學科或考古領域、考古行業，與考古科學有所區別。“考古科學應該是考古學或考古行業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時才會被賦予的標簽，是更高的發展階段，其方法、理論及其結構須符合科學的標準(證據、檢驗、邏輯、理論與方法)”，按照科學的架構，考古科學可以劃分出“基礎考古科學”與“應用考古學”。

關于科技考古與科學考古，科技考古是指在考古領域發展與運用來自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的技術與理念，不涉及特定的考古學理論；科學考古則堅持考古學應該仿效自然科學的探尋與推理方法，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考古學。

他指出，目前，傳統考古學與科技考古之間存在隔閡也是提出考古科學概念的因素之一，前者認為后者不懂考古的問題、需求和規矩，只會做特定、局限的科技分析并就事論事，發表的文章過于“以小見大”，甚至學科的名稱也是“大而不當”；后者認為前者缺乏科學思維與分析能力，過于主觀、保守、封閉，不能開放共享材料，科學性或科技含量不夠。

“二者的誤解與對立很大程度上是從業者教育背景造成的，我們過早做了學科的分割，畫地為牢，導致傳統考古人對科技分析缺乏了解和熱情，科技考古的從業者則缺乏考古的學科背景，以至于各說各話，即使合作了也往往處在‘兩層皮’狀態。當然，此種局面正在改變中。”高星說。

人工智能助力 中國考古與世界考古將走向融合

關于中國考古未來會有怎樣的發展趨勢，高星概括為“方法論體系將更加精細化、標準化”“科技考古與考古科學走向融合”“理論闡釋被普遍踐行”“人工智能技術大顯神通”“數字化成為行業硬核”“考古學體系與架構將更加清晰完善”“中國考古與世界考古將走向融合”等諸多方面。

其中，人工智能技術將滲透考古調查、發掘、材料整理、數據分析甚至論文寫作諸環節。人工智能雖不會完全取代人工操作，但在輔助、指導人類制定調查與發掘計劃、對材料分類、碎片拼合與器物復原、考古制圖、考古測量、微體化石及遺傳信息的辨別分析(機器學習)、各類痕跡分析、從海量數據中摘取有用的信息并發現規律等諸多方面，其標準化和客觀性有助于糾正人類的主觀認知偏差。

人工智能領域可視化技術的發展與運用，可能會使田野考古發掘(包括水下考古)減少需求，越來越多珍貴的文化遺產可能因此得以原樣保留在地下、水下，而其相關信息已經被提取分析并展陳利用。這也會為遺址保存狀況的評估和合理保護措施的施加，提供科學依據。此外，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越來越多的考古報告、文章將被國際學術界共享。

與此同時，考古領域數字化程度會越來越高，遺址、標本、實驗結果、圖片與文字檔案、文獻等方面的電子化數據庫將成為考古機構的標配和基本條件，行業間將建立起數據的標準、規范及互通的準則，逐步實現共建與共享；考古研究者將逐漸擺脫地界、語言的制約，行業內、國際間的交流與關聯性研究將更加通暢、順遂；有效數據的生產、加工能力，數據的質量與數量，具有知識產權數據的擁有量，對數據共享平臺的貢獻度將成為行業內的硬核，成為研究成果引用的常規指標，成為衡量、評價考古科研機構與高校的重要標準。

高星指出，在“科技考古與考古科學走向融合”方面，作為考古學大的分支領域，科技考古可能會并入基礎考古科學，二者融合，前者相對獨立的身份不再，相關紛爭消失；而目前在科技考古下面的門類如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分子考古、遙感考古、數字考古、同位素分析等和未來應運而生的新的領域將更加發展，成為考古科學常規手段和方法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論闡釋方面將進一步強化考古學理論體系，會在繼續吸收相鄰的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生物學等領域理念、理論的基礎上，形成適合考古遺存和具有考古學本身特點的“考古學理論”體系，對考古問題、現象做闡釋并進而詮釋人類社會的歷史規律。

史前考古尤其是舊石器時代考古與歷史考古將越來越疏離，史前考古將越來越從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等相鄰學科汲取營養，以“寫史”和理論闡釋為己任，歷史考古將越來越依賴文獻典籍，越來越靠近歷史學，承擔“證經補史”的角色。

考古學體系與架構將更加清晰完善，形成考古科學和衍生出來的應用考古學之間的并行發展，前者不斷為后者輸送營養，遺產保護與利用等領域，將在應用考古學的旗幟下得到長足發展。

高星表示，未來，“中國考古學”將被重新定義，成為國際視野下考古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不再是因為中國學者以特有的研究視角、方法和語言表述而形成的區域性考古學門派或傳統，而是以研究具有強烈區域(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材料與問題(尤其是與古文獻密切結合的歷史時代)而形成的科學領域；其以問題為導向，以對中國特定歷史問題采用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與理論進行提取規律、認識真理為目的，而不是以研究者劃分。

這位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認為，未來的考古學將在強調基礎的“考古科學”與突出應用的“應用考古學”兩個方向并肩拓展，搭建起“考古科學體”的宏觀構架。在此發展態勢下充分延展的“應用考古學”，將成為考古科學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聯和紐帶，為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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