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集中式指揮轉向任務式指揮

——美空軍大力推動任務式指揮透視

(資料圖)

■費愛國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應對戰爭形態轉變帶來的矛盾挑戰，美空軍大力推動作戰指揮方式變革，在局部戰爭中積極實踐且取得了一定戰果。與此同時，美空軍不斷強化先進指揮與通信技術結合，力圖在戰場上掌控決策先機。在作戰思想得到實戰檢驗，技術水平持續提升的背景下，美空軍于2021年對基本條令進行修改，從集中式指揮全面轉向任務式指揮。美空軍此舉引發了世界各國軍隊的高度關注，并把關于指揮方式變革的話題推向了前沿。

任務式指揮是什么

“任務式指揮”這個概念肇始于19世紀初，彼時的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們非常關注指揮員在戰場上的作戰主動性發揮和創造性思維等問題，任務式指揮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20世紀80年代后，任務式指揮被許多西方國家軍隊所采用，逐漸進入現代軍事行動并成為訓練基本術語。

雖然任務式指揮歷史由來已久，但其核心要義卻一直保持穩定，并沒有太大變化。任務式指揮主張在充滿不確定性和混沌性的戰場上，要充分發揮一線指揮員主動性，以奪取決策優勢。一般認為，在充滿蓋然性的戰場上，一線指揮員往往能更真實地了解當前態勢，因而常常比他們上級更有能力作出符合實際的決策。

值得注意的是，美空軍條令原文中并沒有任務式指揮的明確定義。通常認為，任務式指揮是明確作戰意圖、作戰指導、作戰任務和相關資源，不規定完成任務具體行動方法的指揮方式，是賦予下級自主權、使用任務型命令、以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分散式指揮。通俗地講，任務式指揮就是規定任務（“做什么”、“為什么做”），不規定手段（“怎么做”），講求充分發揮一線指揮員主觀能動性的指揮方式。

相比傳統指揮方式，任務式指揮相當于在各個層級上都裝上了“大腦”。想要理解其內涵，還要與美空軍以往的指揮方式進行對比。美空軍傳統意義上的集中式指揮主要包含兩部分：集中控制、分散執行。集中控制，就是中心節點進行集中指揮和控制。集中指揮是指美空軍通過空中作戰中心來產生、調整、修正決策。集中控制是指地面或空中指揮節點，對所轄作戰平臺進行監視、糾偏、控制。分散執行，則是作戰平臺基于空中任務指令，在數據鏈控制下各自去執行任務。

任務式指揮的實現途徑體現為“集中指揮、分布控制、分散執行”。相較以前，其賦予了集中指揮新的含義，重點放在了全局性決策問題上。這也給分布控制賦予了新的內涵，不光是傳統行為控制，而是更加關注行動層面決策。此外，分散執行還包括在執行層面要能夠根據任務型指令去決策。

為什么要轉向任務式指揮

美空軍為什么要全面轉向任務式指揮呢？

傳統的“集中控制、分散執行”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完好的集中指控機構和通信網絡。然而，隨著作戰方式變革，現代戰場上，指控和通信兩類核心節點的生存能力日漸堪憂。一旦地面指控中心和通信樞紐被破壞乃至衛星通信和導航系統失效以后，整個戰場或將徹底陷入無序狀態。鑒于此，美空軍不得不進行變革。

然而，在指控領域進行變革，是選擇增加防護能力，還是采取別的模式來應對威脅呢？從實踐看，美空軍選擇了升維思考，即借鑒“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理念，創新指控模式。美空軍升維包括兩個方面：在決策分布方面，通過指控核心節點的決策能力拆分到下級指揮機構，使得各個節點具備進行任務意圖分析和任務規劃決策的能力，使對手不知道對付誰。在決策優勢方面，主要是使前端節點具備決策權和決策能力，能夠更快地對戰場變化情況作出反應，進而通過不同層級的“OODA”循環增強決策能力，快速形成決策優勢。

要實現作戰方式的變革，須臾離不開技術手段的支撐。近年來，隨著技術迭代升級，外軍各層級指控系統建設速度變快，輔助決策能力大大提升，構建分布式決策節點成為可能。敏捷開發和智能決策技術的發展，幫助軟件快速交付，提升了下級機構決策能力。先進戰斗機廣域傳感、通信能力大大提升，各類作戰平臺未來可以自行構建起鏈條更短、更靠近末端的“OODA”循環鏈路。同時，隨著輕型化平臺末端指控能力的提升，將使得小平臺在機動性強的基礎之上，控制協調和決策能力大大增強，將有力支撐“OODA”循環的運轉速度提升。

當前，隨著聯合全域作戰不斷深化發展，客觀要求在任務層面上要實現多個作戰域作戰力量之間的密切協同。而面向聯合全域作戰，美空軍需要與其他軍種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為了融入整個聯合全域作戰體系，美空軍全面轉向任務式指揮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任務式指揮會帶來什么影響

美空軍全面轉向任務式指揮會給自身以及未來戰場帶來哪些變化呢？

“泛在中心”指控形態，使得體系韌性增強。任務式指揮通過構建“泛在中心”指控形態，使得決策中心從原來的核心節點，演變為無數個泛在的指揮控制節點，提高了指揮體系的生存能力。一方面，通過決策中心的分布式部署，增加了對手攻擊的難度。在部分指控節點被摧毀的情況下，依然能夠通過組合維持作戰體系運轉，提升了作戰體系的韌性。另一方面，通過指控能力的泛化，“哪兒都是核心，哪兒又都不是核心”，極大地增加體系破擊復雜度，提升了體系的生存能力。

“分布進攻”組織模式，使得作戰指揮攻其不備。任務式指揮通過“以決策為中心”構建了從指控核心節點、作戰基地到作戰平臺的多層級的決策中心，在進攻維度形成“分布進攻”的組織模式，使得對手猝不及防，難以應對。一是對時空相對分散的兵力，在統一作戰意圖的約束下，通過分布進行控制，達成在隱蔽意圖的情況下，形成兵力的靈活自主性和作戰意圖的突然性。二是在兵力分散的狀態下，通過指揮控制能力的泛化，實現跨域作戰能力的融合。以美空軍當前力推的穿透性制空為例，其通過在多方向分布式作戰，能夠大大地提升作戰意圖的不確定性，讓對手防不勝防。

“OODA”循環運轉優勢，實現作戰行動以快打慢。任務式指揮通過作戰組織形態的變革，帶來“OODA”循環各個環節能力的提升，實現以快打慢，以優制劣。在觀察環節，增加了對手探測的難度；在判斷環節，增加了對手判斷的復雜性，降級了對手判斷能力；在決策環節，提供了更強的決策能力，加速了己方決策速度；在行動環節，增加了行動的選項，增加了對手防御的難度。此外，任務式指揮變革了“OODA”循環運轉方式，使得各個層次的“OODA”循環之間能夠實現更好地銜接，加速了多層級“OODA”循環的協同運轉，在整體作戰指揮上具備了以快打慢的優勢。各層級循環發生的主體產生變化，使得行動中“OODA”循環可以并行地運轉，帶動更多的任務層“OODA”循環運轉，作戰指揮能力大大提升。另一個變化是各層級“OODA”循環的決策權限和方法發生了變化，更多的作戰活動可以不通過上一級“OODA”循環，直接進行決策，加快了己方循環速度。任務式指揮使得美空軍作戰能力增強，美空軍正企圖在作戰中讓對手看不懂、摸不透、打不著、防不住。

把準任務式指揮的關鍵

任務式指揮是指揮控制領域的一種新方法。其給現代戰場帶來的沖擊正逐漸顯現，各國都在加緊該領域研究追蹤，力求爭取最大主動。

汲取傳統智慧，發揚互信、擔當、主動作為的作風。任務式指揮與傳統意義上的分散式指揮，其目的基本一致，都是要讓下級指揮員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在快速變化的戰場中高效決策，以奪取決策優勢。回顧我軍戰史，1948年10月，遼沈戰役中的胡家窩棚之戰某種意義上可稱為“任務式指揮”的成功典范。這場經典戰例中反映出的我軍各級互信、擔當、主動作為的作風，在現代戰爭條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繼承發揚好我軍優良傳統作風，要從日常演訓中做起。在部隊日常演訓和管理中，存在著“領導不放手，基層不上手”的現象。長此以往，進入實戰，行動若超出指示范圍，指揮員通常會求助于上級，請求許可。然而，未來戰場態勢瞬息萬變，指揮員如若習慣性事事依靠上級指示，自主指揮能力不足，難免會落于下風。這種能力需要在演習訓練中一點一滴地積累和培養，需要在日常演習訓練當中逐漸養成。

借鑒相關作戰理念，優化完善指揮控制組織模式。現代戰爭條件下，組織大規模、長周期、高強度的空中作戰并非易事，作戰指揮能力上不去，一切都無從談起。從外軍的發展實踐來看，其受兩方面制約的矛盾日益明顯。一是作戰指揮控制流程不夠完善，分層分級的指揮模式不夠健全。二是以控制為主的指控方式無法適應現代高強度空中對抗。那么，面向未來戰爭，該如何去優化完善指揮控制模式呢？有效的辦法是，應充分考慮不同強度的對抗環境，借鑒任務式指揮的相關理念，優化完善原有指揮模式，構建適應未來信息化智能化戰爭的指控模式。

打造開放系統架構，為指控系統靈活重組打下堅實基礎。要實現任務式指揮，需要整個體系的指控能力升級。一方面，需打造開放式架構，提升系統靈活組裝和適變重組能力。另一方面，需推動節點要素化，促進數字空間作戰資源重組。實現作戰實體的節點要素化，就是將作戰實體進行數字化、網絡化、服務化、標準化，使其更容易便捷地被其它平臺調用。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

責編：海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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