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齊然

(資料圖)

最近在新加坡的《海峽時報》上看到一則新聞，內容是說，在愈演愈烈的電信詐騙浪潮中，一些受害者正在被嚴重的心理創傷折磨，對相關心理干預和咨詢的需求與日俱增。

我好奇：心理咨詢為電信詐騙受害者提供解困途徑，是否已經有成熟的辦法了？于是我搜索了一圈，倒是看到另一條2021年的歐美新聞，其中提到，已經出現了一種針對心理咨詢師的定向詐騙——騙子偽裝成公檢法人員，打電話告訴心理咨詢師說，某個曾經來咨詢的客人惹上了官司，會把咨詢師牽連進去，從而要求咨詢師做一系列轉賬、購買禮品卡之類的操作，來擺脫懷疑。

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手段居然成功令一些咨詢師上當。為什么呢？報道中提供了一種分析：咨詢師的職業要求要為客人保守隱私，并且針對個人提供個性的解決問題辦法。這使得咨詢師們更急于解決困難，更容易答應“不告訴任何人”，從而被偽裝成公檢法人員的騙子孤立起來，最終精神上受到控制，對方說什么就做什么。

這樣的例子其實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盡管如今流傳著許多緬北等地詐騙集團殘忍暴力的故事，但在這個故事的另一邊，他們的“業務”很多時候都在針對高學歷人群乃至各種精英專業人士。詐騙的一面是人口販運和現代奴隸制的野蠻，另一面則是精心計算、設計的心理和社會陷阱。

《孤注一擲》劇照

詐騙集團混合了高科技、心理學、大數據和犀利的社會觀察。已經有不少深度報道指出，如今的這些犯罪集團，或者說“公司”，會購買各種泄露出去的隱私數據，然后做數據分析、篩選，甚至做用戶畫像，來精準定位對什么人要用什么樣的劇本和手法。

如此一來，再把防詐騙宣傳做成“不要犯傻，天上不會掉餡餅”，是否會覆蓋面有限，甚至出現某種副作用？是的，在很多例子中，被詐騙和被販運的人的軟肋是對賺錢、成功或者親密關系的渴望。但也不要忘記，在很多例子中，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害怕卷入麻煩，以及面對問題的無力感，也是把受害人一步步推向深淵的重要驅力。

比如，沒有人會希望別人把自己視為無能的、沒有辨別能力的人。詐騙犯罪分子也深知這點。因此，在很多例子中，騙術一方都會投入一些成本，讓受害者建立信任，并說服自己這件事是安全的。《海峽時報》舉了一個新加坡本地的例子：一位大學畢業生王女士急于找工作，卷入一場騙局，對方先是安排她匯款做一些投資，之后給她一次又一次的小額回報，讓她對這份工作的真實性深信不疑。最后那邊再一次性讓她支付幾萬美元，得到錢之后隨即消失。

王女士這樣的受害者，可能很多都不愿意報警或是向社會分享自己的遭遇。我們的社會整體上對失敗是有敵意和恐懼的。反詐騙的工作本身，也把被騙描述為一種不智。但現實中，再聰明的人也不是沒可能被高明的騙術所暗渡陳倉，一旦成為受害者，社會和周邊人給予我們的又往往是負面評價乃至嘲諷。諸如網上“沒事為什么非要去緬甸”的話，多數也是這樣的“事后諸葛”。

一些分析認為，詐騙受害者的被害過程和事后心態，和性騷擾受害者的狀況是類似的：出于恐懼或其他復雜心態，人們在被害的過程中難以反抗或者擺脫，而在事后又面臨著“為什么你會中招/為什么你會被侵害”的社會壓力。其中充斥著羞恥感、孤立感。

我們的確需要考慮：在打擊這些犯罪和勸喻人們不要犯傻落入騙局的同時，社會是不是能夠給到被害者一些更好的包容和支持呢？盡管前述例子已經顯示，就連心理專家都會落入騙術圈套，但我們若能更關切到受害者的心理創傷，顯然有利于他們分享出自己的遭遇，幫助更多人識別和警惕犯罪行為。

更重要的是，基于緬北目前無數問題——軍政府、內戰、族群沖突、經濟危機——的交織，我們無法對近年內消滅這些“產業鏈”抱有任何樂觀的期待。上述問題短期內恐難以根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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